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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其中之甲说，方先生以之为朱熹主宇宙论上的唯物论或唯气论立场，此说不可解。

而且，在谈到老子的时候，又都与这个太空人的定位没有任何关系，显见此说只是一个轻易的联想比喻而已。[6] 方东美：「儒家由孔子、孟子到荀子，都可称为时际人。

但这却使得形上学的意旨不清晰了。[25]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黎明文化公司，1985年，再版。方东美先生这样解庄的说法，笔者并不同意。只是，研究结果，却不认为方先生在这一部分有重要的创见，或有值得参考的意见，学者略过可也。然後整个宇宙在老子的观点看起来，才是人无弃人，物无弃物。

此处特点有二，第一，这是含括所有重要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一套系统，但方先生都是以形上学问题意识的进路来解释之，谓之形上道体的四个进路，其实，这是不太清楚的作法。以上，笔者简述了方先生以形上学进路说中国哲学时所遇到的问题及笔者的观点。九川曰：看他论学，篇篇说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却不见他粗。

至於殀寿不贰，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已一心於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殀寿不贰，是犹以殀寿贰其心者也，犹以殀寿贰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寿贰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於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10] 说朱熹之理学讨论为告子义外说之思路确实是笔者的意见，朱熹也未必正确理解告子，朱熹确实不会承认自己是告子，朱熹还批评象山是告子。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7.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

观此，则是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语录》。（近期将出版於《天问》期刊中） [31] 《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 [32] 《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33] 《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34] 《传习录上·薛侃录》 [35] 《传习录中·启周道通书》 [36] 参见杜保瑞《南宋儒学》，台湾商务印书馆。

参见：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夫学贵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18] 《传习录上·薛侃录》 [19] 《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20] 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252。

尤其是以尽心知性知天应为圣人事业，却被朱熹放在初学者工夫上说，必致生迷惘，这一段批评，是因为格物致知是工夫次第的开端，故而说是初学者，这也是对朱熹所说的正解，只是用在了阳明自己的系统後就不对路了而已。若是谤人而己更未达之，则既是言谤，更是身谤，所谤者正为己尔。注释： [1] 本文於2011年9月27~29日，首次发表於世界儒学大会，主办单位：山东大学，国际儒联。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辩。

但在今日的学术分工下，对儒学的讨论，仍应是放在理论面，而不是放在哲学家本身的人格修养面，因为所据以讨论的材料多是哲学家的理论着作。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阳明说朱熹穷理之理为义外、为析心与理为二，就等於是说朱熹穷理说是知而不行，因其分裂知行，参见： 问：知至然後可以言诚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尽，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实切己用功不已，则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见一日。其实，若非其指控他人弃内遗内，则如何引来他人批评阳明弃外遗外呢？阳明对朱熹即是指控其偏外遗内，然而，朱熹岂有遗内？只是就次第上说先知後行的格致穷理义而已，内心的工夫岂不都在诚正的次第阶段中落实，阳明本不必刻意求异。

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但是，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为了实践之前的知识准备，最终是为了平天下，因此过程中需要客观知识的建立，而建立知识也不是枯坐冥想，当然是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而知识的建立中却同时包括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亦即是外在事物的客观知识与主体实践的价值决断，从而接续之以诚正修齐治平。阳明复制孟告之辩，以为朱熹有义外之立场。朱熹不必等到反省实践不够时才是在实践，朱熹不必等到阳明所谓的晚年才有在实践，这就是阳明以自己的切己自修的模式去论断朱熹走考索着述的实践模式，才会不以为那也是切己自修的实践。罗整庵即反问这样岂不是等於是是内而非外了。

笔者以为，阳明否认自己弃外遗外，但所说遭致此番质疑，故需辩之。[17] 本文不是直接批评朱熹理论，而是对朱熹先知後行说在後人曲解下的不当行为之批评。

为学有讲明、有践履，都是重要的事。一草一木皆有理，不可不察。

（七）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11月，增订台一版第四刷，页869。

濂溪横渠及康节之学，属於宋明儒学之初期。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之说。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大学》确乎言於先後之道，而阳明之先後却是先立志於主体则自然能於用上求知，故而格物致知变成致良知，几乎就是诚意、正心之意。

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这就是说，阳明是把理论立场与为人修养合在一起谈了，这对儒学作为一套生命的学问、一套人生哲学而言，本是适宜的。

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实际上是以朱熹所言之求事物之理之工夫只为求其理，不为求实践此理，不求实践即不於心上实现此理，而实践是心上之事，故其求事理於外之事即是外於此心之事，因此是告子的义外之旨。

8.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此九条皆言格物致知所当用力之地与其次第工程。

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盖以本性论为中心之形上学，实建立於二程之手。参考书目： 1.王阳明《传习录》 2.朱熹《朱子文集》台北：德富古籍丛刊。自中庸言之，学之弗能，问之弗知，思之弗得，辩之弗明，则亦何所行哉。

又见：《二程遗书》中所载二人语录，有一部份俱未注明为二人中何人之语，但二人之学，开此後宋明道学中所谓程朱、陆王两派，亦可称为理学、心学之二派。相关讨论参见拙着《南宋儒学》＜第十二章：鹅湖之会与朱陆之争＞。

至於朱熹跟告子的说法，首先只是专注於那个价值意识的本身的客观知识性定义，如对父母是孝而非慈、对兄长是敬、对弟妹是爱、对朋友是信等等原理，岂可混乱。意即只是说朱熹的为学方法不好，而不是他的价值意识及道德立场有问题。

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於众说之纷扰疲尔，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於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